|
周 郢
在新泰市天宝镇南的和圣墓畔，竖立着一通题为《赐进士出身花翎三品衔在任即补知府泰安县知县毛老父台德政》的巍巍丰碑（以下简称《毛老父台德政碑》），碑中写道：“公蜀达人，以词林尹山左，三治泰安，泰安益治。……修和圣墓事，功岂在和圣哉！……功在和圣，益泽及和圣之桑梓，俾生斯土者，咸廪廪于圣贤之域，而礼让成风，岂第为一时造福哉！”
——丰碑中极力称颂的这位重修圣墓、造福桑梓的一代良吏，便是清末泰安知县毛澂。毛澂及其后嗣数代重修和圣墓的事迹，在泰山文化史上留记了一段感人佳话。
一、泰安知县毛澂其人
毛澂（1843~1906），字蜀云，又字叔云，四川仁寿人。光绪六年（1880）进士，以知县分发山东，在光绪十八年（1892）、二十六年（1900）、二十八年（1902）三次出任泰安知县。毛澂在泰期间，不仅切心民瘼，“兴学决狱，振贫锄盗”，审时度势，“远识有足多者”，而且在保护泰山古迹、整理泰山文献、振兴泰山文教、整顿泰山风俗及开发泰山山林等方面，都作出了重大贡献，是一位“功在泰山”的贤臣循吏。
毛澂“学问淹博”，对泰山众多的文物古迹情有独钟，其在政务之暇，常常登山吊古，凌日观、抚秦碑、游岱顶、临汶水……，感触所及，多付吟咏，在所著《稚澥诗集》中，留下了许多吟咏泰岱的诗篇，蕴含了作者对泰山的无限情思。
对于泰山的历史文物，毛澂更是加意保护。光绪十九年（1893），存于岱庙环咏亭内的秦篆刻石突然失盗，毛澂闻报后立即下令泰安戒严，封锁出路，“大索十日，石不得出境”（民国 赵新儒《泰山小史注》），窃贼无奈，只好弃石于泰城北门桥下，仓惶而遁。毛澂查获原石后，移存岱庙道院，令人严加看护。这一珍贵石刻未被劫流海外，保存至今，主要应归功于当年毛公的保护措施。
毛澂还十分关注泰山文献的编刊。嘉庆间泰安知府金棨所纂《泰山志》一书，原书书版因“历年已久，渐多残佚”，毛澂为了还书旧观，乃加意“访求善本，订讹补缺”（《续修四库全书提要·史部·泰山志》），重付剞劂。书工未竣而毛澂迁官，由其后任秦应逵主持完成，于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刊行。此书虽题“秦应逵重刊”，而实毛公之力居多。
毛公对文化教育更十分重视，他认为：“致天下之治者，在人才；成天下之材者，在教化；教化之所本者，在学校。”光绪之末，清廷诏废科举，兴办新学。毛澂因“目睹时难”，深刻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，于是在泰安发起创办新式学堂。毛澂“即出廉俸为之倡，又为之清厘公产以济其用，不足，则令中富以上捐资为之助，故款集而事举”（清·陈荣昌《泰安令毛君兴学记》）。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），他首先在泰山西麓的天书观旧址，创办高等学堂，“延访教员，分门授课”（《泰安县乡土志·政绩录》），诸生肄业其中者凡百余人。毛澂又在学堂中开设外国语教学，并多方搜求中外书籍、科学仪器，“以贶多士”。这些，都使泰安士子眼界大为开阔。毛澂常常莅临学堂，督促教学，有时还亲登讲坛，勉励诸生认真学习，使自己成为通才。毛澂同时大力推广普及教育，以提高泰安民众的素质。他在泰山上书院旧址设立师范学堂，以培训师资，并亲自为学生“厘正文体，剖析经义”（清·贾鹤斋《重整泰山上书院记》）。又在城关开办半日学堂，用来教育贫民子弟。此外还在泰城将军庙创设阅报所，以广民识。毛澂将全县分成东、西、南、北、中五大学区，内分三十一小区，每一小区，皆置劝学员，负责动员办学。在毛澂的倡导下，泰安全境共“立小学凡一百八十有五”（《泰安令毛君兴学记》），泰安文化教育事业得到振兴。后人称誉：“全境各种学校建设规模皆自公创之”（《重修泰安县志·宦迹》），“开岱阳之广厦，多士颜欢”（清·葛延瑛《禀请祀毛县尊于高等小学校稿》）。山东巡抚周馥致祭泰山时，全面视察泰安的各类学堂，审订毛澂所制订的学堂章程、功课、管理法、教授法，大加赞赏，誉为“山东小学第一”。一时泰山间“彬彬乎学风之盛，甲齐鲁矣”（《泰安令毛君兴学记》）。
毛澂在泰安任上，注重风化，革除泰山陋俗，颇有贡献。泰山之巅的舍身崖，旧时“孝子为亲祈寿，必投崖下”。毛澂为了杜绝此弊，下令禁止舍身，并采取措施，严加防御。清末著名翻译家林纾（琴南）在《畏庐琐记》中述其游岱顶舍身崖所见：“前泰安县毛公澂恶之，为其易其名曰爱身崖，亘以红墙一道，每遇三月，鲁人朝岱，则发壮士十余人守崖上，不令游人窥足其间。”这使林纾大为感动，赞叹道：“亦仁者之用心也。”泰山中路的斗母宫，为一尼庵，清中叶以后，“庵主尝以女子之贫而美者，收容之，每招人止宿如勾栏。”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），毛澂下令查封斗母宫，将尼姑驱逐，少女皆遣返家园。改派道士住持宫中，又于其地设师范传习所。后尼姑法霖向毛澂表示愿洗心革面，谨守清规，方才准许其返回。
毛澂除了重视泰山古迹的保护，还曾致力于泰山的开发建设。毛澂曾发动泰安各界在金山、虎山、垂刀山、黑老鸹山、摩天岭及岱顶上造林植树，绿化山林。他重修蒿里山神祠后，在山上植柏千余株，现在蒿里山的大柏树，多为毛澂发起栽植（民国·耿静吾《说岱》）。毛澂还设立农桑会，此为泰安最早的林业组织。毛澂为美化泰山景区，捐资在泰山黑龙潭、云步桥附近修建了两个石亭。《重修泰安县志》记黑龙潭石亭云：“光绪间邑宰毛澂对崖建亭，以石为之，颜曰‘西溪石亭’，戾其处者，时时若风雨悬空，惊心动魄，得建置之要。”（卷二《舆地志·山水》）云步桥在泰山中路，毗邻飞泉峪，石亭建于桥东，名“酌泉亭”，
山东巡抚周馥题称：“蜀云大令近于飞泉峪下构一石亭，愈得风景之盛。”
毛澂亲题亭铭，勒于亭侧。其铭云：“万石嶕繞，矗天列屏；独坐无人，松风泠泠。九天卷练，溅雪满庭；月上东岭，我醉未醒。海风驱云，海霞夜明；绛草朱松，丹岩赤城。翛忽阴阳，吐敛日星；秋雨洗岳，天地一青。”
毛澂宰泰十年,政绩卓著,其去世后,受到泰安民众的深切怀念。泰安学者葛延瑛曾作《禀请祀毛县尊于高等小学校稿》，中称誉毛公“隆千秋之俎豆，公道在人”。用此两语概括毛澂在泰惠政，应该说是十分允当的。
二、毛澂重修和圣墓
在毛澂整修泰山胜迹的诸多举措中，用力最勤、影响最大者，当属重修和圣墓。
“薄宦甘三黜，高名百世芳。佳城何处是，零落野烟荒。蕴藻征耆硕，褒崇缺典章。会须有优孟，和圣德难忘。”（明·萧协中《柳下惠墓》诗）
一代春秋大贤柳下惠卒后，归葬于故里柳里之北，小汶之阳。据万历《泰安州志》记载和圣墓云：“治东南柳里村，有墓在焉，其高如陵。《战国策》：‘秦伐齐，令有敢去柳下季垄五十步而樵采者，死无赦。’即此。旧有碑，今废。”乾隆年间，泰安知府宋思仁曾加修葺，并“建碑表墓”。嘉庆年间，山东按察使孙星衍又檄修圣墓，据清嘉庆《泰山志》卷十三载：“泰安府经历庄文于嘉庆二年（1797）二月，奉署按察使、兖沂曹济道孙星衍札委，访查柳下惠墓。具复云：查得和圣墓在泰安府城东南汶河北郭家庄西北一里，距城一百里。墓地四面见方，共四十余步。墓中高连顶六步，并无碑碣。和圣祠在汶河南西柳庄地方，距墓六里，有碑二：一曰和圣故里，一曰柳下书堂，皆系乾隆年间建立。距祠正南一里，有桥，名和圣桥，亦立有碑记。又有展氏先茔，在府城东南王庄地方南一里，去和圣墓之西南十八里，去和圣祠之正西十里。有元延祐五年（1318）鹿思固撰《展氏先茔碑记》，碑阴为宗派之图。尝将墓祠丈量，其丈量之步弓，每步系三尺八寸云云。”孙星衍因篆书“柳下季垄”四字，委泰安知县蒋因培刻石立于和圣墓前（清·钱泳《履园丛话》之九《耆宿》）。道光时，泰安知县徐宗干又为之重修，并设立祭田。
柳下惠当日辅佐鲁君，法不避贵，虽直道三黜，却终不肯背离祖国，其高风亮节，为历代仁人志士所钦慕仰止，故和圣墓这一抔旧土，引发了毛澂知县的无限情思。
当毛澂首任泰安时，便赶赴和圣墓拜谒，二任又至。当时因山河改道，圣墓已被冲啮，难以辨识。毛澂因广检载籍，对和圣墓址作了缜密考证，认为世传小汶之南的展氏族林即和圣墓之说，实属讹误，考明和圣真墓实在汶水北岸：“真墓去西柳三里，只隔一水，因里甲划界，几致湮没。墓本高大，南距柴汶尚远，无水患。东有水由徂徕出，流经郭庄之东，入小汶。三十年前忽改道而西，经墓东百步许。直侵墓址，复由墓后分流，绕墓一匝，夏秋宛在水中。墓东二里许，小汶旧堤残缺，水漫溢，郭陈二庄之田皆没，直冲墓下，日渐颓圮。再越数年，将不可识。”（《毛老父台德政碑》）
眼前所见，使毛澂痛心不已，毅然以兴复这一古迹为己任。他全面勘查墓址，多方筹集资金，并设计工程蓝图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毛澂接到外任调令，只好匆匆离泰赴任，重修和圣墓之举遂半途搁置。
“一官成底事，驱马自年年”（毛澂《泰安道中》诗）。毛澂在宦途奔波中，仍念念不忘和圣墓的修复。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）他奉调三知泰安，终于一申夙愿。毛澂捐银千两，委派泰安士绅钱奉祥、杨玉成督工兴修，“经始于壬寅（1902）十月，竣工于癸卯（1903）三月”（《毛老父台德政碑》）。重修后的和圣碑，墓面宽四丈，高一丈，周围凡十六丈，砌以巨石，墓顶有灰土加固。并辟墓园，占地二亩八分，四角皆立界石。南、北、西三面各筑土堤一道，以禁樵采。其东临河一面，另叠筑石坝，长三十余丈，以防河水侵涮。并于隙地种植杨柳八九百株，柏十余株；建茅舍二楹，以供守墓者止栖。和圣墓区西北，原有明代所置祭田，荒废已久，后为农人侵垦，争讼不绝，毛澂令收回“复为祭田”。又附近有一区水面，为近村放养鹅鸭之所，至是亦命村董计值购回。共计大地十三亩四分五厘八毫，四面各叠筑土圩一道，树以界石，中开稻田，并凿池蓄水，种植蒲荷，试兴水利。以此作为和圣墓祭田，以供祀事之费。共费京钱三千二百余缗。选派奉祀生，妥善经营。工竣，毛公亲题“和圣墓”三字，刻石立于墓前。并将前后重修经过奏报于藩道府立案，以防来日侵占之患。
泰安学者葛延瑛称誉毛澂“崇柳下之名祠，万家顶礼；识实务即为俊杰，洒来热血一腔。”《重修泰安县志·宦迹》上也论道：毛澂“修和圣墓以崇先贤，知公于世道人心尤所注意云。”这说明毛公重修圣墓之举是有其深意的。历史上柳下惠侍奉闇主，虽直道三黜，却不离祖国；身居下位，却忠于职守，这无疑使身处家国衰微之世、沉抑下僚之中的毛澂深有感触，恢复圣墓，除了是奠其一瓣心香，更是以和圣高风来激励世人：团结奋斗，爱国图存。
为了纪念毛公修复和圣墓的惠政，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）三月泰安民众在圣墓前立《毛老父台德政碑》。碑中慨然写道：“孟子曰：‘闻柳下惠之风者，薄夫敦，鄙夫宽。’然则百世而下，仰和圣以及我公者，其观感兴起，又当何如邪！”
三、毛澂后人与和圣墓
在毛澂重修和圣墓百年之后，毛公后人又绳其祖武，再次对圣墓加以复建，从而留下了一段绵延四代重修一墓的乡邦美谈。
在近百年的历史沧桑中，毛澂一族与和圣一墓，都历经曲折：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，毛澂逝世于滕县任所。其家人因随其久居泰安，遂定居于泰城关帝庙街（世称其府为“毛家公馆”）。毛澂之孙毛登沂，曾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秘书，1949年举家自青岛渡海至台湾。毛登沂之子毛铸伦，生于1947年12月，后就读于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，获硕士学位，历任中兴大学法商学院讲师、台北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、《中国时报》主笔、中国统一联盟主席、《海峡评论》杂志副总编，为台湾著名的“统派”爱国人士。四十年中，毛氏父子系念先祖宦地、泰山故居，日夜萦怀，时时为之感叹不已。
和圣墓自毛澂整修一新后，洎历民国，因董理无人，日渐颓坏。民国学者赵新儒在《泰山小史注》中称：“柳下惠墓，……光绪年毛蜀云先生令泰时，又为修墓植树，禁止侵占。近有人公然砍伐树木，土豪在其地设集，放牧牲畜。柳下之子孙式微矣！盗跖之徒，其又猖獗泰山之下乎？”到了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，和圣墓更惨遭浩劫，毛澂所书“和圣墓”巨碣被砸碎填河，圣墓封土被平，乡人所立《毛老父台德政碑》也被推倒在地。和圣故垄，一片狼藉。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解冻，毛铸伦先生多次访问大陆，参加学术活动，其间曾返四川仁寿祖籍寻觅宗亲。在仁寿政协赠送的《仁寿文史》（第六辑）中，读到了周郢所撰《毛澂与泰山》一文，益发勾起毛先生对泰山故居的绵绵乡情。1992年7月，时任中国统一联盟副主席的毛铸伦先生，于出席香港“海峡两岸关系与和平统一研讨会”后，专程来到泰安，在新泰市政协及博物馆有关人员的导引下，拜谒了和圣墓遗址，并在《毛老父台德政碑》下焚香奠告。和圣墓荒败景象，使毛先生颇有感触，当时便表示有心承其先祖遗志，捐资重建。回台之后，毛先生将此意向其尊人登沂老先生作了禀陈，得到老先生的首肯。1994年夏，毛氏父子专程前来新泰，向新泰方面捐资1.2万美元，发起重修圣墓。工程历时年余，先后重掊封土，砌以巨石，建立牌坊，构东西碑亭，铺设神道。整个陵园古朴典雅，肃穆庄重。石坊巍峨壮观，额题“和气弥纶”，正面镌刻着毛登沂先生所题长联：
于今已四海为家矣，幸文物重光，丘垄尽复，亿载圣哲延道统；
当年止一行作吏耳，乃去思永怀，丰碑无恙，百年陌巷续讴歌。
正所谓“和圣佳城在，柳风百世芳”，——古代先贤的爱国精神，又将当今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紧紧联系在一起，从而在古老的和圣墓前，新谱写了“铺填鸿沟的一曲欢歌”。
附：代拟和圣墓重修碑记：
一九九五年夏，圣墓工竣，周郢应新泰市博物馆馆长马培林先生之请，为其草拟和圣墓重修碑记，试为之属辞云：
柳下惠者，鲁国大夫、春秋名贤，后世尊之和圣，有墓在徂徕之阳天宝镇汶西村。昔和圣仕鲁，执法以平，安邦以德；立身惟信，待士惟和。虽直道三黜，却终不去故国。高风亮节，足垂后世。故此一抔旧土，而系千载情思。历代有识之士，数有修葺之举。有清光绪间，泰安知县毛公澂尝三谒圣墓，捐俸千两，立碑表茔，植柳固堤，一恢圣迹。时人誉之“崇柳下之名祠，赢万家顶礼；识实务即俊杰，洒热血一腔。”后并于此立《泰安知县毛老父台德政碑》，纪其修墓之惠政焉。圣墓自毛公重修后，百年间复历沧桑风雨，“文革”浩劫，摧残尤烈。而今阴霾尽散，直道重光。新泰人民政府于一九七八年公布柳下惠墓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文物部门亦复筹画重修。及一九九二年之盛夏，毛公之曾孙、今台湾中国统一联盟主席毛铸伦先生来展圣迹，瓣香先贤；复谒碑下，追念祖泽，乃见圣墓仅存遗址，深以为憾。及其返台，遂与其尊人登沂先生商定捐助美金万圆，以襄修墓之举。登沂先生且于一九九四年八月间，以八十四岁之高龄，与铸伦先生共冒酷暑暴雨，来新出席捐赠之仪。我新泰市政府随即成立修复领导小组，责成市博物馆设计，嘉祥县石雕厂制作，渐次兴修。其役经始于一九九四年十一月，告成于一九九五年十月，圣迹封垄，甃以料石，复建坊表三楹，碑亭两座，并植柳百株，以护茔田。圣迹一新，坊亭轮奂，更胜旧观，遂成徂徕名山之胜景；而毛氏四代，后先相继，终成盛业，尤为新泰历史之佳话，故谨记颠末，勒诸贞珉，以传诸不朽云。
[来源：马东盈主编《柳下惠研究》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]
|
